文史钩沉：十九路军驻泉州的前前后后
引子
＊本文摘自《泉州文史资料》第十二辑(1982年9月)，明诚整理，原标题《十九路军驻泉的前前后后》
正文
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进驻福建，一九三三年发动“福建事变”，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。虽然“福建事变”很快就失败了，却有它的历史意义。
十九路军入闽，先头部队（六十一师）首先开进泉州。“福建事变”时，“人民革命政府”把泉州与福州、南平作为三大据点，在整个事变中泉州也处于一个重要地位。六十一师开到泉州，为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，距今恰好五十周年。及“福建事变”失败，全军投降，部队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开离泉州，前往受编。十九路军驻泉时间，计十九个月又二十天，历时不久，而它的前前后后，却是泉州地方史上重要的一章，也是“福建事变”史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值得史学界重视。在泉州市政协过去征集的文史资料中，有几篇关于这方面的稿件，未曾发表。现在根据这些书面材料，并再访问当时亲身见闻的老同志，把他们的口述材料与这些书面材料综合整理成篇，供研究这一史事的同志作参考。由于掌握资料不够全面，遗漏差错在所难免希望知情的同志给予补充和指正！
（一）
英雄的十九路军，不顾南京政府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，毅然奋起抗击入侵淞沪的日军，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，英勇爱国，名震中外。泉州人民和泉州旅外的侨胞，莫不衷心拥护，积极支援。当淞沪抗战捷报不断南传的时候，华侨欢欣鼓舞，各埠自动捐献巨款，支援十九路军抗战。尤以泉人居多数的菲律滨华侨最为积极，除捐款外，还组织救护队、医疗队，回国参加抗战。并携带大量药品、物资，慰劳前方将士。泉州人民，尤其是青年学生，纷纷上街宣传，发动群众，同仇敌忾，支援我爱国英雄、卫国勇士。十九路军的英名深深印在泉州人民的脑海中！
及南京政府卖国妥协的“淞沪停战协定”签订，十九路军被迫调离战区，且有调驻福建的消息。海内外闽人闻讯雀跃，函电交驰，要求十九路军调闽，欢迎十九路军驻闽。由于南京政府成立后，福建即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，政治腐败，地方纷乱。海外华侨爱国爱乡心切，不忍坐视家乡糜烂，菲律滨华侨开展救乡运动最早，成立菲律滨闽侨救乡会；新马华侨继起响应，为拯救桑梓，同声呼吁。对于肃清匪患，安定地方,刷新政治，建设家园，成为福建人民最迫切的要求，所以寄望于十九路军入闽者甚深。于是由海内外闽人共同组织“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”，其中主要人物：海外有李清泉、许友超、王泉笙、桂华山及香港的庄成宗等；国内有秦望山、郭祺祥、许春草、梁龙光、王雨亭、林和清等。一九三二年六月初，在香港召开会议，表示欢迎十九路军入闽，並通过一些救乡议案，如：改组省政府，刷新政治;肃清士匪，安定地方；保护华侨利益；实行地方自治；发展实业；普及教育；改编杂牌军队，统一指挥；取消苛捐杂税；整肃吏治，严惩贪污；鼓励华侨投资建设等数十条。会议结束，适值蔡廷锴抵达广州，因推秦望山等二十人为代表，往粤谒蔡，呈送请愿书及全部决议案。蔡廷钳与陈济棠、萧佛成同见代表，表示采纳，代表们满意而归。
一九三二年六月初，十九路军奉命调闽的消息即在报上发表。当时福建人民欢迎十九路军调闽，目的在于救乡；而南京政府把十九路军调闽，在于去京沪肘之患，利用它来剿共，使两败俱伤。故十九路军调闽，得以实现。
（二）
十九路军入闽的先头部队为六十一师，由上海乘轮直达泉州。泉州各界在部队到达之前，已先集会筹备欢迎事宜。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，正好旧历端午节那天，兵船抵达后渚港，泉州农工商学各界及机关团体代表，都到后渚港码头迎接，无数群众沿泉秀公路夹道欢迎。当部队登岸时，鼓乐声、爆竹声、欢呼声响彻云霄。军队陆续上岸进城，精神饱满，英姿勃勃，泉州人民以敬仰之情，欢迎抗日英雄的到来。成千上万的市民，挤满南大街两旁，万人空巷，争以一睹抗日英雄的风采为快。沿途摆设香案，置香花鲜果，并象征性地摆上一碗清水、一面铜镜，用来表示希望十九路军如过去的清官那样，清如水、明如镜。满街贴着欢迎标语，跨路结着彩牌，悬挂大幅横标，仪式隆重。不仅如此，当十九路军运载军械辎重的轮船在秀涂转卸民船，运至南门码头时，船工踊跃工作，坚辞不取工资。在富美码头卸货搬运，历时十天，码头工人也都自愿献工，除伙食费外，坚决不收工资。一个城市如此倾城热烈地欢迎进驻部队，诚所少见。
部队进入泉州的翌日，各界在中山公园（今体育场）开欢迎大会，参加的各界代表及学生、群众，人山人海，挤满会场。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后，毛维寿、张炎二师长讲话，报告淞沪抗日经过情况，并对国内同胞与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援表示感谢。后各界代表演说，赞扬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伟大爱国精神，会场气氛热烈。散会后，中山公园即出现多人在散发传单，宣布陈国辉国殃民的罪状，并张贴“打倒土匪陈国辉”，“清查匪产”等标语。有人要求立即逮捕陈部特务营营长李忠。因十九路军入泉，陈国辉部即撤往仙游及南安、永春，其在城的机关亦尽撤，只留一特务营留守，李忠便成为众矢之的。结果当局不同意，李忠才得无事。但是反陈空气却极浓厚，至此，陈国辉的气焰为之稍杀。
（三）
由于十九路军军纪严明，加以群众对淞沪抗日功勋，铭刻在心，所以十九路军驻泉期间，军民关系是良好的。表现在军队不强占民房，百姓热情对待军队。当部队开抵泉州时，来不及当天分驻外地，有些部队就在中山公园搭起帐幕。后来有部分因为营地不够而住民房，也以协商态度，取得主人同意，移防时自觉地将房屋四周打扫乾净，向居民借用器物都原件归还，借时由借用单位出具借条，不随便乱拿，有损坏的也照价赔偿。
十九路军借住民房的部队，一般都能注意和群众保持良好关系，有时还帮助群众做点事。有一支部队，分住在涂门街刘姓家中，当借住时只要求借大厅，后虽人多挤不下，还是遵守借约，不随便扩大借用范围，只在厅外檐下安排床位，勉强住下。兵士也不敢登堂入室，扰民安居。当时刘的兄弟得病，卫生队自动为他诊治，赠送药物。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，彼此建立了感情，刘家也很好对待部队，军民和洽，是其一例。
由于十九路军英名深为闽南人民所崇仰，群众对十九路军官兵，也多能爱护。六十一师有一军械员庄永新，在部队失败后，不愿受蒋军收编，留在泉州谋生。据其所述，他在镇童关战役中，军溃被冲散,只身退至惠安白水岭附近，遭土匪拦劫。该村村民闻有十九路军受劫，即集众对土匪说：“钱物你们既抢去，不准害他的性命，十九路军是爱国军队，你们如杀他，我们就要对你不住。”土匪因而不敢加害庄永新，村民还自动护送他出境。他走到山腰乡，有个庄姓乡民，把他留在家中四天，临走时怕他穿军装路上有危险，特送他一套汉装穿着，又送他四元作路费。到了钟厝乡，也有一钟姓盐民送他四元作路费。庄永新的经历，反映出当时十九路军在一般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。
军民之间所以有鱼水深情，主要是军队有良好的军风纪，才能取得群众的拥护。十九路军在当时南京政府所有部队中，它的军纪确是出类拔萃，值得称赞的。但也要看到，整个国民党部队普遍存在的不正之风，也不会毫不吹到十九路军中，而不受到污染。淞沪抗战之后，十九路军成为爱国英雄部队，英名传播海内外，人们敬之卓而爱之深，甚至有点把它神化。各式各样的人都想对十九路军高级将领拉扰，不无过份的吹捧，其实他们也有其不足之处，这是毋庸为讳的。远者不说，入闽之后，尤其在高举抗蒋义旗，成立“人民政府”的时候，“在各军、师长发表后，各军多请客，夜夜有宴会，忙不暇接，大有不是革命而是宴会之感。”（何公敢：《“福建人民政府”和“生产人民党”片断》）其在泉州，曾发生过六十一师副官处长谢再安勾结地方土劣，非法敲索，经人控告，被撤了职。也有官佐为捐蠢利用，包揽捐税，副官处书记徐静，抽大烟，在鸦片烟馆结识一个“烟友”，受其教唆，竟发生盗用副官处印章，向警察局要求承包花捐（妓女捐）的事件。还有个少尉服务员田仲海,因受摊贩贿赂，帮助该贩抗拒市容整理，也受到告发。这些是传到民间的事例。同时，军阀作风也未能完全消除，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，有一次在中山南路，所乘汽车撞倒一骑自行车的陈姓童子，腿部受重伤，血流如注，当送往附近医疗所医治时，赵也表示医药费他要负责。及该童伤愈出院，医药费数十元，其家长持账单到师部请领，遇一值星官，问明来意，态度傲慢，把帐单一丢，厉声说：“你小孩自己撞汽车，还来要什么医药费，真是想得美，走！不能给！”家长与其理论，竟被卫兵赶出。这事一传开，也影响了十九路军的名声。
（四）
十九路军入闽后，南京政府迫于福建人民的强烈要求，并考虑十九路军将领的安排问题，于是改组福建省政府，撤掉方声涛省主席的职务，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，蔡廷为绥靖主任，刘通为民政厅长，何公敢为财政厅长，许显时为建设厅长，郑贞文为教育厅长。并委菲律滨侨领李清泉为省府委员，许友超为厦门市长。同时，省政府则委周骏烈为晋江县长，黄哲真为安溪县长，梁龙光为惠安县长，叶松生为南安县长，这些人都和华侨有关系，其目的在给予华侨以参政机会，想和华侨合作治理闽政。
省政府改组后，逐渐改编杂牌军队，谋消除地方割据局面，进而剿灭土。当时陈国辉盘据泉永一带，倒行逆施，民怨沸腾，海内外民众团体，控陈案牍堆积如山。为着军政的统一，满足人民的要求，十九路军领导认为首先要解决陈国辉问题。一九三二年九月廿六日，陈国辉应方声涛及省委林知渊的邀约到省，即被扣押，二个月后枪毙于福州。而作恶十多年的匪军高杨罗（高为国义弟）也在惠安伏法。地方秩序渐见好转。
过去民军驻守地方，捐税如毛，尤以陈国辉部剥削最为厉害。名目繁多，有烟苗捐、赌捐、花捐、烟灯捐、新屋捐、铺捐、修路捐、建狱捐、拆城捐、飞机场捐、飞机捐、给养捐、特别给养捐、“剿共”捐、迷信捐、嫁娶捐、棺木捐、屠宰捐、猪仔捐、番薯苗捐、果树捐、百货捐、桥梁捐等等，至此均分别废除或调整。并宣布禁烟、禁赌、禁娟，进行一些政治上的改革。虽流传下来的污泥浊水，一时无法乾净，而饥者易为食，泉州人民总算获得喘息，耳目为之一新。海外华侨以家乡有了好转，也纷纷回国探亲，或新建楼屋，或兴办学校。西门外塔后村缅侨陈碧峰，回乡建筑大厦，六十一师还派队加以保护，陈亦在乡独资创办小学。马来亚侨商邱岩衡，曾拟筹资一千万元，回国投资建设。槟榔屿侨领刘惟明、许华岳也组织考察团回闽考察。原泉州华侨公会是民国初年海外归侨组织的，因地方变乱，停顿已久，十九路军驻泉后，为了团结华侨，即大力支持复办，维护华侨利益。
十九路军虽调闽，而抗日救国之志未衰。以闽南为侨乡，民众和华侨始终拥护十九路军抗日主张，除派翁照垣赴南洋宣慰华侨，并发动捐款购机外，复在泉州设立“党政军民联欢社”，以联络华侨及各阶层人士。六十一师特别党部及政训处并与国民党晋江县党部合办“晋江县农民自卫干部训练班”，为培养将来领导农民武装抗日的骨干。一方面推动民众运动，先是改组反日会，加强反日会的组织，所以当时泉州反日运动，搞得轰轰烈烈。又整顿民众团体，如泉州总工会、农会、渔会、妇女会、学生会等，都得到十九路军的支持开展活动，民气有了蓬勃的气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泉州社会经济逐渐复苏，物价稳定，一个银元可买大米廿三斤，市面繁荣，工人也较容易找到工作。在泉州城内虽还有少数劫案，但经六十一师师部严令限期破案，匪徒为之敛迹。
（五）
△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(中)、军长蔡廷锴(中)
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,与蒋介石原有矛盾。及淞沪抗战，矛盾加深。十九路军入闽，陈铭枢就多方活动，酝酿反蒋，认为准备成熟后，乃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发动“福建事变”。廿二日正式成立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，改元“中华共和国元年”。国旗改为上红下蓝二黄条中嵌五角星的新旗。脱离国民党，另组“生产人民党”。在“人民政府”各部、会之下，只有一个“福建省人民政府”，省会设在福州。到十二月十二日，把福建省划为闽海、兴泉、汀漳、延建四个省，兴泉省辖有莆田、仙游、惠安、晋江、南安、同安、金门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等县，省会设在泉州。以戴戟任省长，陈公培任副省长。戴戟未来泉，省务由陈公培负责。各省政府编制分设秘书处及民政、财政、建设、文化四局。省政府经费每月五千元。并规定公务人员制服样式，订于“中华共和国”二年元旦起，一律穿蓝色制服。
军事方面以蔡廷锴兼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，成立五个军，一个独立师。一军沈光汉，二军毛维寿，三军区寿年，四军谭启秀，五军张炎，独立一师赵一肩。六十一师扩编为第二军，泉州属第二军防地。另设“泉州警备司令部”，负责治安。
“人民政府”成立后，泉州人民为表示庆祝，街上贴满了“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”，“打倒卖国残民的蒋介石”，“打倒法西斯反动势力”，“拥护生产的大众”，“拥护人民的革命政府”等标语。
由于政局发生巨变，泉州市场波动，四行负责的中南银行纸币，一度被挤兑。警备司令部严缉造谣，商会议决一律通用。但因“中央银行”于十九日宣告停业，市面金融复受影响，而发生廿一日中国、中南两行再被挤兑的风波。廿五日市上又谣传中南银行上海总行被蒋介石标封，以致中南复被滚支。钱庄公会特开紧急会议，讨论稳定金融事项。中国银行廿七日再一次被滚支，经禁止后才归平静。仅中国银行一家，先后计被滚支近三十万元。银行滚支之外，米价亦有波动，据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《泉州日报》载：“第二军军部因本市米价奇涨，饬令县府转商会密查商会转饬申宁厦郊同业公会查复。据云：米价每包涨一元左右的原因，是申轮竞争载货，每包折卸五角，现由外轮专载，绝无折卸的可能；又因申米过去是直接运泉，现在转厦运泉，运费增加；再因泉汇申现款贴水，每包多一角。并非利用时机居奇云云。”
在文化方面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九日，成立“泉州文化运动大同盟”，通过《文化大同盟组织大纲》，发表《创造革命新文化宣言》，大会主席黄英，演说者有第二军政治部代表陶若存等。《组织大纲》十五条，以促进“革命文化”为宗旨。《宣言》称：“革命的青年们瞧吧，大地的轮子已经转到我们呼唤自由的时代了……泉州文化运动大同盟在时代需要之中成立了……”（全文见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卅日《泉州日报》）。大同盟成立后，即由第二军政治部接收国民党晋江县党部，在该地址（威远楼）设文化大洞盟总部。
当时时局动荡，泉州教育事业受到影响，泉州省立中学经费无着，校长每日垫一、二十元的教工伙食费，部分教职员离校他往。同时，各中学接到通知，改革教学内容，采用“人民政府”文化委员会通过的“中等学校暂行课程”，有政治、军事、劳动、艺术四类。政治有社会进化史，中国革命史等课。军事有人民武装自卫法。劳动有军事工程。艺术有音乐等课。但时届学期末，多未及照办。越年初“福建事变”失败，就成为历史文件了。
十二月十九日，第二军政治部召集农民代表开会，讨论农会组织及农村问题，认为农村政权应由农民掌握，农民应组织自卫军。还主张减轻农民捐税负担及制止“东西佛”的械斗；契税应作价抽税。会议还认为“人民政府”是代表生产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，农民组织起来，才能铲除土劣，解除自身的痛苦。可是不过个把月，“人民政府”就垮台，谈不上这些了。
（六）
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，泉州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“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大会”。十时开会，到会的近万人，各界代表正在演说时，忽有三架飞机从秀涂方向飞来，均为灰色，漆有青天白日徽，在会场上空低飞盘旋，然后陆续掷下炸弹数枚，会场群众初以为成束传单，尚举头观看。及第一枚炸弹落下于主席台前约六丈处（幸未爆炸），众始惊觉，登时秩序大乱，四散奔逃，会场布置四周围以铁丝网，攀越的人无不皮破血流。因泉州人从未见到飞机炸人惨剧，有的竟呆若木鸡，不知所措。有的则躲在公园大榕树下，冀托庇树荫。场外看热闹的人，不少为妇孺，惊呼叫苦之声，凄厉不忍闻。事后场上到处是丢弃的鞋帽木展杂物，场边的小贩摊担，或被推倒，或弃担而走，极尽混乱之状。那些无辜死伤的人，原热腾腾、活泼泼，前来参加大会，那知转眼间粉身碎骨，血肉狼籍，父母哭子，稚儿呼娘，凄凄惨惨，难以描述。当场上群众惊逃时，有一部分人从主席台后跑往新街，距主席台不过数十丈，适一弹落在该处尤邦珠住宅前，炸死十人，其中有十二、三岁小学生五人，成年市民四人，士兵一人。另一弹落在鼓楼前帽巷肉店内，毁屋三间，死一妇人名叶首娘。又一弹落于井亭巷许情司宅中，毁大厅一间，平房一间，伤朱金塔等四人。又三弹落于新门和南门交界的三堡溪边，伤一妇人。这次轰炸惨案落十弹，死伤十六人，为自有泉州以来，第一次遭受飞机轰炸。大会当即发出通电，声讨南京政府滥炸无辜人民的残暴罪行。厦门《江声报》为此发表社论曰：“泉州炸弹，民族耻辱”，予蒋介石以严厉的谴责。福州各界也通电全国，请共申声讨；并致电“反战同盟”，控诉这一惨案。轰炸之后，十九路军即出来安顿人民，并广泛宣传防空常识，在公园树下挖掘沟形防空洞，供人民参观仿效。大家骇怕飞机再来，有钱的人多在家中挖个防空洞，也有迁家到郊外的。数日后蒋机仍来滥炸，在西门一带死伤十九路军士兵多人，在南门聚宝街水巷之间炸死群众十七人，伤者更多。
（七）
十九路军决定反蒋之际，虽对各方多所联络，然均未成功。陈铭枢原以为可拥胡汉民反蒋，取得国民党元老及粤系的支持，及“人民政府”易帜改党，却受到胡汉民的强烈反对，指为“乱党”，联粤之谋失败；联桂系夺广东为根据地，亦未获成功。联合红军共同作战计划，亦因对共产党尚存疑忌而不能真诚合作，终于形成孤立。而蒋介石却集结海陆空三军进行镇压，海军封锁海口；空军飞炸福、泉、漳等城市，动摇军心民心；陆军则分三路进兵，以十五万兵力对付六万多人的十九路军。而且“人民政府”外无援兵，内有隐患。当时主要领导人意见未全一致，信心不足，军事、政治上决策偏于消极。省内地方势力，自陈国辉被杀，卢兴邦、张贞、刘和鼎等人人自危，相继向蒋介石靠拢，以求自保。更失策的是起事之前，对中下级部属宣传不够，失却群众基础。事变一起，许多官佐及士兵多感到突然，不能理解。六十一师驻泉，官佐多借住民房，有一湖南籍营长借住西街甲第巷口赵家，与房东感情颇好，曾对房东吐露思想，说：“闽变太突然，毫无思想准备，我们三天前还崇拜孙中山，每人都有一本《三民主义》的册子，每星期都举行纪念周，向孙中山遗像行礼，突然下令撤去孙像，换了旗帜，事前上级都没有知照过、说明过，连我这个营长都莫名其妙，下级官佐以至士兵老百姓，自然更未弄清道理，大家只是服从命令，跟着走就是。”一个营长的思想状况如此，其他可知。既然理解不够，决心就不坚，不会象淞沪抗战那样，知道为什么要抗日，非扮死战斗不可。势必导致整个战局的失败
蒋军攻闽，先在浙江温州打了一仗，由于刘和鼎附蒋，闽北重镇邵武、建瓯一带，不战而得。随后攻陷延平、水口，占了古田。福州危急。十九路军原以延平、福州、泉州为三大据点，因各军兵力多调往前线，兴泉各属空虚，由翁照垣以收编的“人民自卫军”布防，泉州地区便从后方变为前方。在福州的十九路军高级将领毛维寿、张炎等，环请蔡廷错离榕，意在准备与蒋军进行谈判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，南京政府任命蒋鼎文为“讨逆军总司令”，陈仪为福建省主席。蔡廷钳时已飞来泉州，福州放弃。蒋鼎文、陈仪先后入福州，分兵南下。“人民政府”主要人物李济琛、陈铭枢、蒋光鼐、黄琪翔也坐飞机抵泉，何公敢、林植夫、华振中等，则由陆路逃泉。一月十四日，十九路军全部约四万人，匆卒由福州沿莆田南退，集中泉州。“讨逆军”以卫立煌部为前锋，跟踪南追，双方在洛阳桥最后一战。一月二十日，蔡廷锴由泉坐飞机去漳州，李、陈、蒋、黄、何、林、华等，亦俱由陆路奔漳。是日下午，遂由毛维寿坐专车挂白旗往洛阳，与卫立煌谈判。一月廿一日，毛维寿、沈光汉、区寿年、张炎等人，在泉州发出通电,电文云：“各报报馆转全国同胞均鉴：同室操戈，贻害邦国，智者不为。光汉等决议：一致脱离人民政府；拥护中央，促李、陈、蔡诸公先行离开，並推戴戟出任维持，一切政治问题静候解决。化干戈为玉帛，保邦国之安宁。全国明哲，谅表同情。除令各部队集结，停止军事行动，静待和平处理外，谨闻。十九路军六十师师长沈光汉、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、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、四十九师师长张炎暨全体 将士
即。马，未印。”“福建事变”至此结束。
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七日，留泉的十九路军全部开往惠安、莆田集中，听候改编。这时却有一支插曲，使泉州人民感到稀奇而有讽刺意味。当十九路军向东开往惠安受编时，卫立煌部也向西开入泉州城，两军在东门相遇，一队靠左走，一队偏右行，得胜的中央军为三人纵队，军容不整，有的士兵身穿军服，头戴便帽，队伍中还杂有穿长袍束布条的，穿红色女裤的，五光十色。失败的十九路军作四人纵队，却服装整齐，俱穿皮鞋，步伐有节奏，背钢枪、束子弹，外表仍然威武。两队擦肩而过，路旁观者俱有诧异之色，从双方军容看，实辨不出谁是胜军，谁是败兵。
十九路军离泉，中央军开进，大军云集，城中民房多数驻兵。中央军纪律差，又不讲卫生，随地大小便，居民深受其扰。进城第二天，有个“老将”向东街头一花生摊买熟花生，原价一堆两个铜板，他只给一个，小贩不肯，被一脚把摊踢翻。但这只是小事，最动民愤的是强奸妇女，有个半老妇人，遭七个兽兵轮奸，此事一传开，全市哗然，无不愤怒，而迫于淫威，无可奈何，只能互诉“来了中央，百姓大遭殃”的怨言。以后部队陆续他调，留三十六师宋希濂部驻泉，兼警备晋江、惠安、南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等县，泉州地区复落入蒋军手中。
十九路军改编后，番号改为第七路军，以毛维寿、张炎分任正副总指挥，辖四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七十八等四个师。原十九路军团长以上军官，都资遣回籍。当部队调离泉州，开往改编时。走到惠安，士兵知是要受改编，多不愿随往，许多人就把随身枪枝子弹贱价卖给当地人，换点钱做盘费走回家。有的乡民不敢买，就说明卖枪理由，要求帮忙。因为太便宜，一杆好枪连同所配子弹，只要二、三十元，买的人便多了。当宫的同情士兵，便装痴装聋，不加干涉。有些下级军官，也和士兵同样，把武器卖掉，得款各回原籍。据当地人估计，那一次流落在惠安的枪枝，不下数千杆，就这样不哗而散，走了不少。在十九路军由福州撤退到泉州的时候，还有四万左右人，到编为第七路军，仅有两万人而已。一代英名的“十九路军”，终于成为历史名词。
（八）
十九路军驻泉期间，军事上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解决陈国辉部。十九路军入闽，所以备受华侨的欢迎，除由于它的抗日英名外，则为迫切希望十九路军能消灭福建土匪，安定地方。闽南地区自民八（1919）以来，沦为土匪世界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所以南洋华侨早有救乡会的组织，谋求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侨属与乡亲。十九路军入闽，正好符合华侨最大的愿望。十九路军入闽后，对所有民军、土匪的处理，内部意见初未尽一致，一派偏重于抚，一派偏重于剿。重抚者认为十九路军要贯彻反蒋抗日主张，必须先在闽积蓄力量，以备出闽推倒蒋介石。为安定后方.使无后顾之忧，对民军、土匪可暂予安抚和利用，俟大局一定，如其再怙恶不俊，自不难彻底解决。主剿者以福建为侨乡，建设福建，扩充军力，都不能无华侨的支持，而华侨最寄望于十九路军的，首为剿匪以安定家园，如对匪不剿而抚，势必大失华侨期望，没有华侨的支持，对于闽省政局和十九路军身都有不利，杀掉陈国辉就在于取得华侨的信任与拥护。
陈国辉死后，所部即拟撤出仙游，向德化突进，再转往安溪湖头。但六十一师已派队进迫仙游，陈部看形势不妙，纷纷将队伍拔回老家，并将武器收藏起来，但沿途遭六十一师部队追击及德化土张雄南部的截袭，最后退入南安八都、九都（陈国辉老家）。洪文德、陈佩玉、陈育才等分别逃往香港、上海，彭棠在山顶坪深山潜伏。陈部在仙游撤走时还有八千多人，流为散匪，扰乱地方，剿不胜剿。时十九路军已决定起事反蒋，需要安定后方，于是改剿为抚，派翁照垣来泉州，设立“泉永剿匪司令部”，名为剿匪，实为编匪，陈维金、施德成等先来受编，翁把所编民军称为“人民自卫军”·。接着彭棠、陈育才也出来接洽就编。原来陈国辉旧部扶洪文德出面收拾，藉归顺十九路军的机会，集结旧部，准备重整旗鼓。彭棠和陈育才都各编为一团，郑明智、李忠各编为一独立营。陈育才、彭棠分任“人民自卫军”第一、第二支队司令。收编工作粗定，在泉州成立“兴泉永警备司令部”，翁照垣任司令，由前陈国辉参谋长余承尧（翁照垣在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）任参谋长。收编各部的军械服装均由警备部发给。翁照还进一步想把“人民自卫军”扩编为一个军，于是陈育才、彭棠均被擢升为旅长。翁以陈、彭出身农民，比较懸直，不似陈佩玉知识分子狡猾，故拟以此两人作为基本力量。当十九路军积极准备出发讨蒋时，六十一师各部陆续调集泉州，致永春、德化及南安诗山、金淘、码头等地区空虚，翁照垣即令陈、彭两旅进驻。可是彼此之间本是同床异梦，翁把这些重地让与陈、彭，无异为虎添翼。陈、彭就利用这有利条件，扩展地盘。彭棠势力延伸至南安洪濑、晋江大罗溪一带，陈育才势力则伸入安溪湖头及南安一部分。于是，陈国辉的旧部复活了，结果不是翁照垣收陈国辉旧部为己用，而是陈国辉旧部利用翁照垣来个东山再起，在“闽变”失败后，连翁自己的实力也给彭棠与陈维金瓜分掉。
闽北战事一动，蒋介石即派人在鼓浪屿秘密召集闽南各部民军头子开会，烘文德、陈佩玉也代表陈国辉旧部出席，组成了“闽南讨贼军”，由南京政府委洪文德为“闽南讨贼军”第一路司令。下辖第一支队陈佩玉、第二支队陈育才、第三支队彭棠、第四支队刘超然、独立第一总队郑明智、独立第二总队李忠，这些都是陈国辉旧部。另有黄克绳任第二路司令，下辖陈、李昭言、叶定国等支队，这些都是张贞旧部。此外还有“晋南惠讨逆军”，另树一帜，系秦望山旧部王振南等组成的。矛头都指向十九路军。
一九三四年一月中，十九路军失利，匆促由福州狗兴、泉一带退却，洪文德即下令所属，破坏公路，沿途伏击，十九路军受严重损失。仙游、惠安、晋江、南安、同安、长泰、华安，漳平各处，大小民军蜂起，各乡各里的封建地主武装一—民团，见十九路军节节败退，也都乘机捞一把，截劫枪械物资。翁照垣不愿随毛维寿投降蒋军，自带一卫队营离开泉州，另谋出路，奈四面楚歌，不知何去何从，只好奔往南安找彭棠、陈维金，满以为自己有恩于彼两人，或可得其帮助，惟散匪四布，路上辄遭袭劫，武器行李沿途丢失。后虽到溪美找到彭、陈等人，终被他们骗往其诗山根据地，残余队伍都被彭、陈吞并，只保证翁的人身安全，让他离开诗山，乔装前往厦门，转途去香港。十九路军这个尾声也就结束了。
（原注：1982年6月，据庄为玑、苏秋涛、庄永新、赵祖培、闵子南、李忠、陈程芳各位所写材料及口述，综合整理。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