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放初期反动会道门【一贯道】
一贯道起源于山东省济宁，创建人为路中一。
清朝光绪年间，路中一在天津北洋大臣李鸿章府中作事，因平庸无才一直未得到重用。民国初年，路中一穷困潦倒，由天津返回原籍山东，中途加入了信奉儒家学说的封建道门“东震堂”，后到祖籍济宁县传道。
1917年，路中一在传道中，将历史上“佛门”、“道观”的神话人物拼凑成所谓一至十六代“祖师”，奉“达摩”为初祖，自封为第十七代祖师，是“弥勒佛”转世，声称自初祖一贯传至现在，万教“皈依”（归一），故称“一贯道”。建立一贯道初期，被劝入道的多为农村中封建迷信思想较深、生活贫困的农民百姓。
1925年，路中一死后由其妹妹陈路氏继承道统，自称“南海古佛”下凡，不久，陈路氏死亡，路中一的弟子郝庆山、张光壁二人争权，张光壁玩弄权术，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，郝庆山被迫去山西晋中一带创办“三圣道”，后来便湮没无闻。张光壁遂成为一贯道“祖师”，自称“济公活佛”转世，为第十八代尊师，法号“天然子”，法名“张天然”。
路中一的女弟子孙素贞，拥有一部分道徒。张光壁为将这部分道徒收归自己门下，便到单县孙的家乡，假借“神训”与孙素贞公开姘居，共同办道。因遭到当地道徒的指责和咒骂，张、孙二人离开单县到各地传道。1930年，在济南创办了“中枢坛”总佛堂，下设4个大坛，分别掌管济南市及济宁、单县等农村道务。
1930年以后，一贯道在山东虽有发展，但张光璧感到在穷乡僻壤很难大规模扩展势力，于是便在1934年4月指派道长刘光前、粟仲甫到天津“开荒”办道，派栗春旭等人去北平等地办道。6月，张光璧亲自到天津主持道务，并在河北中原里三星客栈设立天津第一“佛堂”，通过开坛“扶乩”，开始发展道徒，此后又设立了三处佛堂。
1935年，随着道务的发展，入道人员日益增多。通过“架乩扶鸾”，宣讲一贯道能度人“脱凡”，免遭“劫难”的手段，引度大量城市贫民、无业游民加入一贯道。是年，张光璧又将道长胡桂金、齐铭周、徐恒甫等从山东调来天津，被指派为“代表师”负责点道，开始大批培训骨干人员和“天、地、人”三才，并陆续在律纬路、五昌里、大庆里、竹远里、耀华里、大胡同等处设立“佛堂”、“乩坛”。同时，向北平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等地区扩展。
一贯道的活动和发展，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。1936年，张光璧偕齐铭周等人去南方布道时被国民政府扣押，张光璧等表示愿听命于南京政府，10个月后被释放。此后，张光璧对发展一贯道更加有恃无恐。为了提高一贯道的社会地位，扩大政治影响，寻求经济来源，除发展一般平民百姓外，还吸收军人政客、豪绅富户、恶霸流氓等加入一贯道。
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天津被日军侵占，一贯道大道首张光璧又投靠日伪政权，先后任日本特务机关“一八二O”部队、日本宪兵队、伪政府“顾问”，在日伪政权的支持纵容下，大肆进行道务活动。1937一1938年间，在天津先后设立了文化坛、浩然坛、春光坛、道德坛、普化坛等10几个大坛，下设近百个分坛、佛堂，道徒发展到数万人。其间培养了“点传师”130余名，专门从事“点道”和发展道徒活动。
1939年，道首胡桂金被委为天津道长，总管天津道务。道首张文远、孙克忱、韩恩荣、霍永馨辅助办道，号称“四大金刚”。
为了向全国扩展，张光璧派出大批骨干分赴各地“开荒”办道。自1940年起，先后派人“开荒”办道的地方有：北平、上海、南京、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贵州、桂林、柳州、广州、南昌、宁波、安庆、汉口、郑州、开封、徐州、连云港、青岛、济南、大连、沈阳、哈尔滨、太原、西安、宁夏、兰州、绥远。在天津，辐射到周围的唐山、山海关、昌黎、宁河、宝坻、武清、廊坊、丰台、大兴、清苑、雄县、霸县、大城、衡水、青县、静海、杨柳青、独流、葛渔城、小站等地。办道中，在外埠和内地均设立“坛口”，并由天津总坛和各大坛遥控指挥。
1942一1944年间，天津市内大小佛堂林立，道徒众多，一贯道发展达鼎盛时期。是时，天津一贯道在总坛下分设19个大坛亦称“19大支”，各大坛再下设若干分坛和家庭佛堂。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一贯道总头目张光璧前往成都，天津道务由总道长胡桂金主持。1947年8月，张光璧病亡。此后，一贯道便分为两大派，一派为“金线派”，以张光璧之妾孙素贞为首，又称“师母派”、“天理派”；一派为“正义派”，以张光璧妻刘慧贞长子张英誉为首，又称“师兄派”、“人情派”。天津的一贯道也分成两大派，以胡桂金为首组成“金线派”，以霍永盛、李育坤等为首组成“正义派”。“金线派”势力强大，在天津设有18个大坛，并将18个大坛划分为四路，按正、大、光、明四字分为东（正）、西（大）、南（光）、北（明）四路。除东路管辖6个大坛外，其他三路均各管辖4个大坛。各大坛分设若干分坛和家坛。至1948年，在天津共设有分坛和公共坛239个，家坛75个，外埠设坛200余个。“正义派”在天津仅有大坛1个，下设分坛11个，小坛25个，外埠设坛7个。“正义派”为了扩充实力，还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，将一贯道改名为“中华道德慈善会”，以慈善事业为掩护进行道务活动，后又成立一个“白十字会”，继续打着慈善、救济的招牌蒙骗群众。
至1948年底天津解放前夕，天津一贯道盘根错节，遍及城乡。两大派系共有大小坛口369个，大小道首7065人，道徒10余万人。
一贯道最高首领称为“师尊”和“师母”，“师尊”张光璧，为全国一贯道总首领；“师母”为张之妻刘慧贞、妾孙素贞。“师尊”张光璧在天津统领全国各地一贯道，向各地分别派出道长设立总坛，总坛下设分坛、公共坛、家坛，各坛均设坛主、副坛主，较大的坛除坛主外，还由大坛派驻“点传师”（亦称“前人”），负责点道、传道；各坛均有“三才”，即“天才”、“地才”、“人才”，由专门培训的青年男女道徒担任，在点传师点道时进行“架乩扶鸾”；较大的坛还有负责讲道的讲师，负责财务的会计、庶务，负责传递信息的联络，负责文牍的文书等事务人员。
一贯道虽有各支各派，但组织严密，不论在何地何方，均有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，统治管辖城乡众多的道众。
一贯道不仅是一个封建迷信组织，而且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，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。一贯道头子张光璧早在1935年就投靠了国民党政府，日本侵华后，又为日伪政权效劳，宣传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鼓吹“共存共荣”，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，配合日伪搜集情报，出卖抗日人员，强迫道众“献铜”、“献铁”，修炮楼、修公路，帮助日伪抓捕劳工；许多坛主、点传师担任伪保长、甲长，忠实为日寇效劳。
日寇投降后，一贯道头子又与国民党勾结在一起，一些道首加入国民党，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也一成了一贯道首。“正义派”道长霍永盛、李育坤等与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李鹏武等结盟为兄弟，号称“十八罗汉”；“正义派”前人王种田被聘任为天津警备司令部防奸组训组的组训委员；“金线派”总道长胡桂金是李宗仁、孙连仲的座上客，曾亲自派其亲信点传师张五成护送军统特务去哈尔滨进行活动。1946年又指使在哈尔滨办道的盛考斌等人参加由汉奸、特务组织的“8.20”暴动。点传师王景文在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接受了国民党特务组织“国防部二厅”布置的潜伏任务，图谋聚集一贯道骨干人员与地主武装配合，建立“反共义勇军”，待机暴动。
一贯道对共产党、八路军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，说什么：八路军是“红阳”、“红魔”，现在正是“三期末劫”，天下大乱，“白阳”下凡“红阳”退位，共产党、八路军长不了；阻挠道徒加入共产党、青年团、农会、妇女会，并恐吓说谁加入到劫难时就不能得救。
一贯道众多道首都是荒淫无耻之徒，他们诈骗钱财，剥削道徒，花天酒地，玩弄女性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。
1951年，反动一贯道被取缔，道徒全部退道，罪恶昭著的道首被镇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