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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，太宗攻下太原，随即北上幽州，受挫于高梁河；辽兵南侵，又败宋兵于瓦桥关。雍熙三年(986年)，太宗大举北伐，曹彬先败于涿州，杨业继败于陈家谷，刘廷让复败于君子馆，“死者前后数万人，缘边疮痍之卒不满万计，皆无复斗志”。

真宗时高阳关之战，康保裔败殁；望都之战，王继忠被擒。景德元年(1004年)，辽兵大举南下，于是缔结了渡渊之盟。在此期间内，宋兵虽不乏战胜的记录，但常不能说是由于用将的成功。

开宝二年(969年)何继筠和太平兴国四年(979年)郭进的两次石岭关战役，辽兵地形不利，而何、郭二人都属守边之将，郭进在战后且被监军田钦祚逼死。雄州之胜的主将何承矩，是何继筠之子，因主动诱敌，反被认为轻率。杨业破辽兵于雁门，号称奇捷，但他是北汉降将，并非有意培植的人，终以招忌陷敌。

折御卿子河大捷，太宗连战场的地图也是事后才叫送来看的，这场战役使太宗“竟难以判断其真伪”；尹继伦徐河之捷，澶渊之盟前宋兵射杀辽军主将萧挞览都是突发事件。雍熙北伐时田重进大捷于飞狐，擒辽将大鹏翼。他是以上提及屡次战胜的主将中独受太宗赏识的，但据记载，战役中的主要动作，都由部将荆嗣负责，大抵田重进是方面主将，许多功劳都归入他的名下。

此外，可注意的便是土墱寨之捷，张齐贤在陈家谷败后出知州，当他得知辽兵南下而潘美不来救援时，便设伏兵虚张声势击退敌人。张齐贤是文人，他的土墱寨之捷是早期文人知军事的战迹之一。

反之，受重视的曹彬，及认为可收幽蓟的曹翰，却无战胜辽军的战役；而潘美北伐的战功，或亦由携夺杨业所得；唯满城一战，赵延进等人违反太宗的阵图，反而获胜。阵图的颁布，往往使诸将不能尽展所长，宋人已多加批评。由以上战迹的分析可见，宋初对武将的防范，固有其所以然的背景，但于事功方面，并不成功。

王君玉《国老谈苑》说太祖讨李筠时，已有万一不胜，叫赵普分兵河阳，“别作一家计度”的打算，但未成为事实。宋辽战争中诸将屡败，李继迁势力又坐大，文人知军事之说遂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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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道三年(997)九月，孙何上“五议”，其一即为参用“儒将”，建议“陛下于文儒之中，择有方略之士，试以边任委之，勿使小人挠其权，阔外制置，一以付之。……监阵先锋之类，悉任偏将，受其节度，文武参用，必致奇绩”。真宗咸平二年(999年)，钱若水主张“故必择大臣领近镇，提重兵，以专阃外之事。有警则督战，已事则班师，既无举兵之名，又得驭兵之要”。赵安仁又上五事，其中一项又是“选将略”，说“昔卻穀将中军，敦诗书说礼乐；杜预平吴，马上治《春秋》。太祖太宗亲选天下士，今存中外不啻数千人，其间知兵法可为将者，固有之矣”。

然而宋人既不敌勇悍的契丹，为何反而用文人为统帅？这和以文臣出任节镇和知州不同，后者是对内统治的范畴，而用兵则不能如此。宋初的压抑武人，本为了防止外重内轻，君弱臣强，也就是维持纪纲，王旦对真宗说：“太祖朝边臣横恣，或得一儒臣，稍振纪纲，便为称职。”就把这个意思阐发了出来，后来欧阳修批评许怀德“武臣骄慢，亦自此而始，号令不行于下，纪纲遂坏于上”，仍然看得很重。

不过若说宋室为了维持纪纲，明知文人没有军事才能，也要起用他们参与军事，甘冒失败的危险而不顾，也说不过去。孙何所主张的是在“文儒之中，择有方略之士”；钱若水认为：“盖先为万全之计，使不能胜，此善用兵者也。夫战守不同心，将不能料敌，重兵在外轻兵在内，则今之患也。臣愿陛下选智谋可以任边郡者，听召壮士以为部曲，如是同心，将能料敌，则在外者皆轻兵”。他主张用有智谋的人，而他没有指明是文人还是武人，总之他赞成用有智谋的人。赵安仁则说：“盖儒学之将，则洞究存亡，深知成败。求之当今，亦代不乏贤，太祖太宗亲选天下士，今存中外不啻数千人，其间知兵法可为将者，固有之矣”。他们三人都主张用有方略、智谋之士，赵氏更分析儒将洞究存亡，深知成败，肯定其价值在这一方面，文人代替武人的可能性亦因之成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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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初文人知军事者，除张齐贤外，有王钦若、赵昌言、柳开、张咏、向敏中和郑文宝等。王钦若在澶渊之役中知天雄军，指挥守御，虽然险象环生，但魏城终于得以保全；赵昌言在澶渊之盟后，真宗亲自指派十一名“宜得有武干善镇静者”出守河北，他和冯起是文臣，其他九位是武臣。

他曾受命讨蜀乱，但后来朝廷听信谗言，命他驻节凤翔，未能入蜀。柳开知宁边军，结辽将白万德，企图奇袭幽州。他本人据说懂得剑术，即使不在军中，也常带剑在身。另一位据说也会用剑的文人张咏，亦曾平蜀乱。向敏中在真宗澶渊之役时，尽付西鄙，便宜行事。郑文宝为陕西转运使，打算结蕃部酋长行刺李继迁，《宋史》本传说他“好谈方略，以功名为己任，久在西边，参预兵计，心有余而识不足”，甚至武将王汉忠也说他好生事。以上各人大都在宋辽战争结束前后，而李继迁势力方张之时参与兵事。

此外又有钱若水、宋琪和索湘，也以知兵称著，钱、宋二人均亦作弭兵之说，但其军事见解往往颇有见地。此外又有辛仲甫，以弓箭称著。

在宋辽战争中，北宋文人常持弭兵之说，如赵普、李昉、张齐贤、田锡、张泊、赵孚、钱若水等人都作此论，但弭兵是双方的事，因此在澶渊之盟前，他们并没有一味地鼓吹不要作战，而是常接触作战的问题，张齐贤甚至有土燈寨之捷的战绩。

最基本的一点，在于弭兵论虽然反对战争，但其实已在讨论战争，反而开了讨论战争之风。宋琪在雍熙北伐前上的一奏主张通盟结好，但同时却详细地讨论了进兵的路线和双方的战术；到雍熙北伐失败后，赵孚主张讲和，但张泊主张固守，张泊建议分河北为三王镇，整顿军纪；而田锡初时认为边将起衅召戎，但后来也认为边臣行事，不能没有自己的心腹爪牙。

咸平时(998-1003)傅潜坐逗留之罪，冯拯便上言诸防狄大军分作三阵：唐河增至六万人，据定州之北结为大阵；邢州置都总管为中阵；天雄军置铃辖为后阵。连结阵的地点也考虑到了，可见宋初文人虽有弭兵之说，但关心武事的大不乏人，许多甚至就是主张弭兵的人。

钱若水在文臣中称为知兵，他可说能够将宋初对诸将的制约、弭兵论和文人知军事的关系阐发明白。他认为：“臣望陛下思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，不可倒持摸邪，授人以柄，……臣尝见严尤论自古御戎无得上策，臣窃笑之，以为王者守在四夷，常获静胜，此上策也，乞谓无哉？”这自是弭兵的主张。他又说：“盖先为万全之计，使不能胜，此善用兵者也。夫战守不同心，将不能料敌，重兵在外轻兵在内，则今之患也。陛下选智谋可以任边郡者，听召壮士以为部曲”。

他的主张并不纯然针对边患，“而不倒持摸邪，授人以柄”和“重兵在外轻兵在内”两句话已明白说出防范武人的意思，正合符宋初收兵权、罢藩镇，强干弱枝的国策。他务欲改变重兵在外轻兵在内的局面，办法是选用智谋的边臣，以大臣提重兵居内镇，这就将文人知军事与强干弱枝拉上关系，都是为了制御边将。

至于有智谋的边将，却没有说明是文人还是武人，他提出太祖用郭进等边将，“但得缘边巡检之名，不授行营部署之号，率皆十余年不易其任，立边功者厚加赏责，其位或不过观察使。位不高则朝廷易制，久不易则边事尽知”。”一方面可得御边之效，另一方面又顾全了国策，由此可见他的名气当非浪致。不过这个主张提出来时，宋辽战争已近尾声了。

由上所论，在太宗、真宗之世，文人知军事不但事实上已开始推行，在理论上也得到肯定了。后仁宗朝，宋夏战起，便以韩琦、范仲淹等为帅御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