演绎左权盲宣队故事 《没眼人》剧组十年后再聚首
亚妮（后排左二）和左权盲宣队
亚妮，多年前浙江卫视的“当家花旦”，著名的节目主持人，当年她的《亚妮专访》是浙江卫视的一个王牌节目。但就在她事业最辉煌的时候，她却从荧屏上消失长达十年之久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此疑问。
近日，一本新书《没眼人》的问世，揭示了这十年来她所做的一切。这十年来，她去了太行山，一直都在左权县，跟踪拍摄一群盲艺人的生活和歌唱，用镜头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。“没眼人”是当地人对盲艺人的一种土称，但这并不是一种贬义的称呼，叫的人多了，这群盲艺人也都习惯了这种叫法。
7月28日，亚妮带着这本已经销售十多万册的新书《没眼人》出现在左权县盲人宣传队驻地。“带着《没眼人》回到故事源生地，看到红权（左权县盲人宣传队队长）和没眼人们健康快乐地生活着，我这么多年的辛苦就全都忘记了！”亚妮说。
预计明年上半年，她所拍摄的电影《没眼人》也将与观众见面。而同时，她还将把600个小时的素材，剪辑成系列纪录片，在自己即将开播的网络纪录片频道播出。
A 剧组十年后太行再聚首
一座不大的院子，几间平房，院子里还种着一些蔬菜，这里就是左权县盲人宣传队生活起居的地方。
28日15时，这里聚集了很多人，这些人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媒体，也有左权本地的老百姓，他们都等着见证一场大团聚，因为这次活动不仅是亚妮的新书《没眼人》的左权首发式，同时还是电影《没眼人》剧组的十年大团聚。
很快，亚妮来了，因为盲艺人看不见，所以她挨个走到每个盲艺人跟前，拍拍他们的肩膀，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声地说着“来了，来了”，盲人们也都高兴地回应着，“回来啦，回来啦！”再次看到这些熟悉的人，亚妮说，“大家的生活好了，人也变胖了，他们就像我的家里人一样，看到他们生活越过越好，我很开心。没眼人叫我‘杭州女人’，但回到他们中间，我把自己看成太行山的女儿！”
听说亚妮重返太行，曾在电影《没眼人》中担任角色的小演员们也都从北京、太原等地赶到左权县与亚妮相聚。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一些小演员都已经长大了。亚妮拉着一个男孩的手向众人介绍，他是《没眼人》的一个演员，当年才三四岁，没想到现在长这么大了，语气里满是感叹和高兴。而另一个演员王可馨，当年她才上小学，如今却已经是一个准大学生了。当年每个演员的变化都让亚妮惊喜不已。
B 与盲艺人结缘决定拍一部电影
2002年，亚妮主持一档节目，叫“首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”，一个从山西左权来的羊倌儿没有参加初赛、复赛，却直接进入了决赛，并最终获得了“歌王奖”，他就是石占明。之后亚妮以浙江电视台主持人的身份来到左权县给石占明拍摄短片，也就在那时，她见到了这群盲艺人。“当时确实把我震撼到了，第一眼见到他们，那么年轻、那么阳光的一批人，坐在阳光下，昂着头，吹着打着唱着，就感觉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似的。当时我热泪盈眶，虽然听不懂歌词，但那种歌声、那状态，那像阳光一样的东西，深深地感染了我。我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‘我每次听他们的歌，我就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照耀到他们歌声中的那种璀璨的阳光。’”亚妮说，后来有老乡告诉她，那是一群“没眼人”，“那是我第一次听到‘没眼人’这个词，在此之前从没有听过。同时，还听到了很多叫法，有人说他们是盲人，也有人说他们是光棍，还有人说他们是八路，曾经给八路军当过情报员。”
一开始拍摄他们纯粹是为了记录他们的歌声，但在采访过程中，亚妮听说了很多关于他们故事，这些故事让她惊奇，让她感动。于是，先后拍摄了纪录片《向天而歌》和《弟弟的歌》，而在这两个故事的拍摄过程当中，她又接触了很多当地的老百姓，也接触了盲宣队的其他队员，听他们讲述了更多的故事。
于是，2006年，她决定拍一部电影，名字叫《桃花红杏花白》，也就是现在的《没眼人》。在这部电影中，每个盲艺人都是自己演自己的故事。只有一位盲艺人因在开拍前去世，所以找了一位演员来出演。
C 关于盲艺人的故事
在亚妮看来，这个群体中有着真正的亲情和爱情，她想让人们在看到纪录片或电影时，能回归到那种真正的、充满阳光的，坦然自由的爱情和亲情中。
她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盲宣队队长刘红权的故事，这是刘红权的哥哥告诉她的。原来刘红权出生时，他的妈妈当时就跟接生婆说，“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眼睛是瞎的，你就直接把他淹死在便盆里。”因为他的妈妈一直生活在黑暗世界，她了解那个世界的无奈和痛苦，所以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生活在黑暗世界，这绝对不是妈妈的残忍，是妈妈实在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再过这样的生活。刘红权小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视力的，并不盲，只能说是弱视，所以他避免了这个命运，但慢慢地后来还是盲了。
在亚妮拍摄的片子中，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肉三的。在拍摄过程中，有一段戏是要拍摄肉三的死，“当时我们让他演一场装死的戏，但因为他太胖，就一直在喘，所以很难拍成功。当时肉三还开玩笑说：‘亚妮老师，我憋不住，肚子太大了，要不等我真死了再拍吧。’但没想到拍完一两个月后他就真去世了。当时特别揪心，因为山里人是特别忌讳说死的，但肉三却义无反顾地为我演这场戏，所以当时我的眼泪‘唰’一下就流出来了。”说起这些，亚妮哽咽起来，“当我赶到肉三家里时，看到的是他躺在那里，脚上穿了一双一模一样的鞋。我从认识他到他去世，从来没见他穿一样的鞋，总是两个鞋不一样。因为盲人起床后要摸鞋，如果第一个人摸错的话，后面的人就都错了，而肉三胖，一般总是最后一个下来穿鞋，所以经常是两只不一样的鞋。但那天他躺在门板上，穿了一双一模一样的鞋，我才真的感觉到他走了。”
电影中的主演之一孙麒鹏，也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。“刚开始接触盲艺人时，因为好奇，我问其中一个人，‘你们怎么区分白天黑夜呀？’他像长者似的慢慢说道，‘这你都不知道啊，吃饭就是白天，睡觉就是黑夜啊。’听到这句话我没有想笑，反而是热泪盈眶，他们的心灵真的很纯洁，很单纯。”“我从记录他们的歌唱，到很多民俗，再到人文，这些都是一步步去做的。可能原来只是很小的一个点，然后打开后却发现居然有那么多的点，所以说这是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。”亚妮说。
D 这十年其实是在“往回走”
其实，很早就已经有媒体报道过亚妮的事儿了，十年来，她卖掉房子，借下欠款，花光了自己全部积蓄，就是为了拍摄这些盲艺人的生活。每个听到她的故事的人，心里都有这样的疑惑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亚妮给出了答案，“盲人宣传队唱的这些其实叫做辽州小调，是极具代表性的‘非遗’。因为从个体来讲，要保护这些‘非遗’，力量肯定是有限的，但我一直在想，虽然我做不了这么大的事，但最起码，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工作者、一个新闻工作者、一个知识分子，我能利用我的职业把这些现在还存在的，原生、淳朴、美好的东西记录下来，这是我能做到的。多少年后，也许这些东西已经不在的时候，或者是人们回过头来想要寻找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么，可能我曾经记录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轨迹。”
亚妮经常跟人说，这十年其实她不是在向前走，而是在“往回走”，“因为我觉得在盲宣队的身上，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在忽视的、失去的、迷失的或者说是淡忘的，比如说他们身上的那种质朴、善良，包括他们唱歌当中那种原生的状态，还有他们保存的口口相传的歌声。我们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好像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遗失，所以说我其实是在往回走，慢慢把它捡起来，或者说是当它还没有消失的时候，我把它记录下来，这可能就是我这个十年对中国非遗传承和保护做的一点贡献吧。”
十年来，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很多故事，电影的剧本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，但亚妮却一如既往地在做这个事情。其实，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也很困惑，“有些人会问我，你怎么不放弃呢？其实我就是觉得没法交代，这些盲人兄弟经常问我，‘亚妮老师，电影啥时候能拍好啊？’每个人都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，每次我都不好意思说没钱了，就说快了快了，然后希望赶快挣点钱把它拍完。”亚妮说，“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不是我一个人，有太多的人都在帮助我，我实在放不下，也没法交代。因此我觉得日子虽然长一点，但终究能够完成。”
没想到在电影上映前，她的故事被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听到了，就鼓励她写一本电影书，于是就有了这本自6月以来的畅销书《没眼人》，书里记录了盲艺人许多质朴、动人的情感。
本报记者 南丽江
